2007年9月18日 星期二

檢討諮詢模式,加強青年充權

雖然有調查指出香港青年認為自己無能力影響政府的決定,可是,綜觀香港的社會參與發展過程中,青年人卻對公民參與及社會變革皆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青年人的牽頭作用
戰後出生的香港人不再視香港為「借來的地方」,他們日漸關注公共事務。六、七十年代,當時25歲的蘇守忠於天星碼頭絕食抗議加價及當時學界打著「認中關社」的口號等青年人發起的運動,不但引起市民注視自己的公民權利,更一定程度上令港英政府意識到市民對社會生活質素要求愈高,有必要設立諮詢制度,透過吸納專業人士及社會菁英以加強認受性,確保施政順暢。

可是在「行政主導」的原則之下,一般的諮詢委員會只有被諮詢的責任,並沒有提出建議的主動權。而且諮詢委員會沒有實質權力,很多時亦只被政府以「已諮詢相關委員會」為藉口,利用作為面對立法機關的擋箭牌。

在這情勢下,政府越強政勵治,就越顯得諮詢制度的失效。青年人雖普遍有著政治的無力感,但他們所反映的正是民間所建構對香港本土的新價值。特區政府現在面對的,已不是六七十年代這群只要求政府就某某政策作出改革的Baby Boomer,而是一群希望可以擁有直接參與或影響政策制訂權力的Y世代。青年人面對著政府的漠視民意,遂作自我充權(Self Empowerment),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夠引起社會關注。七一遊行後成立的「七一人民批」以及近期「天星」、「皇后」事件的保育人士便是典型的例子。他們不但引起社會對於本土文化及都市發展的關係作出反思,亦使市民及政府知道港英時代留下來的諮詢制度已經不合時宜,政府未能充分掌握民意,施政屢受挫敗。

從改革諮詢制度入手
雖然早前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單刀赴會皇后碼頭參加論壇的表現,被政府視為「放下身段,走入人群」以聽取民意的一大實踐,但綜觀林太在會場上不斷重申政府立場及缺乏意見交流之表現,似是為政府打政治公關媒體戰多於實質的聽取民意,無助於政府的施政。反之,這種利用傳媒的策略只會引來行動者用更高調及激進的手法作回應。要解決問題,必先由制度著手。

早前智經研究中心發表研究報告,試圖從制度上著手,以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作為新的民意收集平台。可是,報告建議的吸納民意模式極其偏重於非政府組織。如果所謂的公民參與只是由非政府組織取代政黨,而政黨為與政府搶民意,或成立自己的非政府組織、或與部分組織結盟,使公民參與平台成為民意爭取的戰場,公民社會進一步被歸邊或分化,屆時立場中立的團體只會被邊緣化。

此外,智經報告建議安排公民社會人士借調至各諮詢委員會秘書處工作,此舉難免使人覺得政府仍然在唱「行政吸納政治」的老調子。而且,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梁籌庭也曾表示政務官沒有必要進到社會團體工作,因為社會機構的工作人員會視政務官為「臥底」。可見,公務員與非政府機構互信不足,難以於現階段作交流合作。

丹麥模式以公民為本位
在這種態勢下,由丹麥發展起來的公民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模式或可作為參考。每遇需要作廣泛討論的爭議性議題時,丹麥政府便會直接﹝或委託單一民間組織﹞召開公民會議,以徵詢公眾意見。會議邀請不具專業知識的公眾,給與他們對議題的相關的資料作事前閱讀並作出討論,以設定該議題領域中公民想要探查的問題。然後在公開的論壇上,參加者就著欲探查的問題向專家及官員提出詢問,最後在一定的知識訊息基礎上,對爭議性的問題相互辯論並作判斷,將討論後的共識觀點,寫成正式報告,向社會大眾公布,並供決策參考。

有別於智經建議的以非政府組織為本位,公民議會以公民為本位,這樣可避免組織成為被政府及政黨所爭奪的政治資源。而且,在公民會議中,公眾被提升到顯著的地位,他們負責界定什麼是重要議題,專家只是提供知識上的協助,這可讓專業人士保留其專業、中立而非政治化的參與空間。此外,整過公民會議過程乃公開予傳媒廣播,參加者在有訊息根據的基礎上評估議題所涉及的衝突以達成共識,這使整個公民會議變成一個具有訊息溝通與教育效果的公共事件,使未參與會議的大眾能透過媒體把意見帶給參與者,這亦形成一種溝通過程。

公民會議可使資源更統一,政府高官可減少要去哪些論壇、見哪些人等考慮,亦可減少打政治公關戰的資源浪費。特區政府大可加強現時諮詢委員會的權力,如擁有提出討論議題的主動權及召開公民會議的權力等。當爭議性問題出現時,相關範疇的委員會便可召開公民會議以作討論,討論後的報告被可送交行政會議及立法會作討論和決策。

加強青年充權
然而,公民會議亦需要公民主動參與。可是,據最近圓思顧問有限公司(Powersoft Consultancy Limited)與新力量網絡合作有關青年充權的研究報告指出,仍有大部份青年因為未能為他們的利益及意見發聲,而削弱了他們對社會參與的興趣,及打擊了他們對香港社會的歸屬感和承擔。此外,報告亦指出現今的青年議會成員多為知名人士或是服務於青年機構多年的「成年人」,他們對時下的青年價值觀、文化,以致青年的問題往往被質疑,未能真正成為青年於政策上的代言人。

既然青年能反映民間對社會的新價值,為社會的變革帶來新的思維,政府實有必要制訂完善的青年政策以加強青年充權,鼓勵青年參與社會事務。假若能夠建構出鼓勵青年積極參與社會的文化,再附以已經非常普及的互聯網作平台,加強青年的公共討論,那麼政府便更能夠掌握青年人對社會的想法。

適當的公民參與渠道配合著完善的青年政策,不但使政府更能掌握民意,亦能減低青年人因聲音未能上達而作出較激進的抗爭,使施政更加暢順。此外,青年的新思維走入決策過程,亦能為香港的發展注入新的思維,競爭力亦提高,而青年問題亦會相應減低。